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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软件业的整体情况，大愚的看法是“发展势头咋看之下形势一片大好，但经不起细细推敲”。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规模确实变化较大，2000年软件产业总产值为593亿元，到了2005年其总产值就达到了3900亿元，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也增长到4%，确实让不少软件业人士挺高兴的。

　　但是认真推敲一下，大愚却高兴不起来。2005年软件业3900亿元产值中，嵌入式软件达到1061.4亿元，占了近三分之一的份额，而且这部分收入来源又相对非常集中，大多分布在广东、北京、上海等制造业发达的省市;再细分一下，这部分收入来源的大部分更是集中于华为、中兴、大唐等少数几家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另外作为信息产业核心与灵魂的软件业，在我国每年产值高达3.3万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里面，其业绩与其地位实在不相称。

　　这种不容乐观的现实来自于中国软件行业的虚假繁荣。国内大大小小的软件公司大约有数十万家，但除了金蝶、用友、东软等几家稍大稍有名气的软件企业之外，中国软件企业的整体规模偏小，三五个人甚至更少的创业群体异常庞大，“多、小、散、密”是中国软件业的最明显的特点。“多”指的是国内软件企业数量多，“小”指的是绝大部分软件　企业从员工数量上来说很小，“散”指单一软件公司业务种类太分散，“密”指的是同一类产品有很多公司都在重复性开发，扎堆现象明显，产品同质化严重。

　　对于以上所述的不利于中国软件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不良现象，下面从软件人才培养、软件行业小环境、政府打造产业链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剖析。

　　软件产业的发展首要条件要有充足的软件人才。媒体上不时报道中国软件人才极其缺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都有很多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按照我国计算机专业的课程设置，每位毕业生会编写程序代码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因此媒体上所报道的软件人才缺乏，其中的“人才”绝对不是指普通的程序员，应该是指高级程序员、

　　高级分析员、项目分析员等类型的人才(下文把这些人叫做“高级软件人才”)。

　　不可否认，目前高校(其中包括不少高校中的软件学院)承担着软件人才培养的重任，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培养出软件行业所急需的高级软件人才呢?作为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师，大愚对软件行业缺乏高级软件人才的原因有切身体会。前几年是高校培养目标与软件行业的需求严重脱节，目前这种脱节现象有所好转，但目前大学软件人才培养环境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与社会充分融合，结果是老师却忙着挣钱去了，学生自然也就很难在学校学到真本事了;二是与社会接触不多，老师的知识更新意识及自主性加强了，但缺少具体的实践，水平很高的软件人才一般都在公司而不是在高校，大学老师的水平低，培养出的学生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客观地说，大学由于自身限制及角色定位的现实，再加上软件知识更新很快，单依靠高校培养出软件行业所急需的软件高级人才是不现实的。根据国外的经验，只有高校与软件企业联合才能培养出切合软件行业需求的软件高级人才，具体说就是处理好“材”、“才”、“财”之间的关系，高校所负责的就是选“材”并教授给软件人才所必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软件企业需要做的就是提供使这些人才能挣“财”的高级知识与高级技能。

　　同时政府要做好软件产业后勤部长的角色，做好非常专业的行业孵化器角色即帮助打造完整的、富有活力的产业族群。正如金蝶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徐少春认为的 “其实软件产业是个生态链”那样，大愚认为软件产业需要聚集效应，一个国家软件产业市场竞争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单个或某几个软件企业的规模，更取决于是不是有一个发育良好的“软件产业种群”。这就如同美国软件业若少了微软固然大为逊色，但只有微软而没有众多活跃的中小软件企业更不可想象。“软件产业族群”不只是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生态”概念。

　　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软件产业建立好软件产业发展族群之后，大公司要对小公司进行“传、帮、带”。在目前的国内软件行业，肯向小公司发包的软件大企业廖若晨星，基本没有外包意识，订单都是自己在做，不肯放一点水，没有放水养鱼，产业链就出不来。 大公司不肯放水，受损害的不只是中国软件业的产业链和整体竞争力，还有大公司自身，因此 “族群”内各家企业应该围绕市场需求既竞争又合作，产生“联动”和“合力”效应，才能达到共同发展。

　　以上从软件人才培养、软件行业小环境、政府打造产业链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剖析，指出软件产业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采取何种策略，这是大愚长期关注并从事软件产业研究的一点心得，一则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展开，二则由于本人资质愚钝，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就是大愚最大的心愿了。